在相互批评方面，僧人抓住道法自然这一说法质疑道家的道不如自然根本，说老子既然认为道要效法自然，那么道就不是最高的东西，自然就比道更高。

我认为他根本上是个儒者。我们汉文，它本身有它的一个独特性，就是有意和言的区别，它所包蕴的语义不断地在生长，所以它本身自己内部也有融通、淘汰的作用。

而孟子，是就那个根源来说的。现在，比较宗教学盛了，宗教史盛了，应该弄清楚华人的宗教是怎么一回事，这也有利于华人参与到整个世界。林安梧：这些人是以儒门自诩的。国民党有什么威权？马英九每天被骂，哪有威权可言。形下的德，这样的讲法，往往讲的是一种形下的道德规范，比如君子四德[64]。

林安梧：这是不可能的。它们毕竟还是有所异的。比如程朱理学与陆王所强调的道德意图，他们有某种程度的类似性，但是与先秦、与孟子和荀子对比，就不一样了。

叉子是霸道文化，筷子是王道文化，霸道和王道两者是不同的。黄玉顺：唐先生在我的印象当中，性格上要收敛一些。这样思考问题，它的好处在于：如果你是一个儒者，它会导致你对儒学的重新认识，从而把儒学做得更好。过了一百多年了，这个问题应该很清楚了：中国哲学应该怎么做。

而公民这个概念是把人放在公民社会里面，是从所享有的权利和所应尽的义务、从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之配当上去说的。我们这个民族有这些东西。

黄玉顺：你说的那是仪式上的事情，而我是从观念上来清理。黄玉顺：这个纲要和你刚才叙述的有所不同啊？ 林安梧：对。而今天，从法律上来说，在孩子未成年之前，父不过是子的监护人。朱熹：《周易本义·乾文言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。

  [16]黄玉顺：《爱与思——生活儒学的观念》，第24-45页。后来我就写了一个回应，把那句话重说了一遍。当然，这个对话准不准，可以讨论。学界有异议，但是我觉得儒教作为宗教没什么可争议的。

许多知识分子不明就里，把反儒学当作反帝制，把反文化传统当作反威权。不断地敞开可能性，不断地生成，那才是经典。

林安梧：它们是相伴而生的。当然，这背后还有更根本的东西，就是礼义，即是正义原则。

  [17]见《老子》第四十章。但这样一来问题就严重了。然后以及己之老，因为这些志工的父母可能在山东，你可以照顾他们，这就是老人之老，以及己之老。在我的一些文章，比如《国文与我，我与国文》中，对这些情况都曾经有过描述。当时我就讲了《道言论》。林安梧：这是可以讨论的。

黄玉顺：但是，我刚才说的儒教派，他们要的就是Confucianreligion。普世性是说，任何一套话语都有它的限制之上的普世性。

我对海德格尔的批判很简单，我认为他陷入了自相矛盾：原来作为所有一切存在者之本源的存在，现在反倒以此在这种特殊的存在者为前提了。而今天的儒家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原创性的想法，原因在于：经过两千年帝国之后，特别是经过了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家之后，对于儒学的基本观念的理解基本上是错误的。

这个过程，其实是可以和你的思路拉在一块儿来讲的，应该只是不同的表述方式。  [68]黄玉顺：《周礼现代价值究竟何在——〈周礼〉社会正义观念诠释》，《学术界》2011年第6期。

言、话语系统其实是一个堆积。如果说儒学有一种道德思想意图，而且我肯定那很重要，但道德思想，它不是谬误。我想，那是大家一起去诠释的。林安梧：我那个中国人文诠释学，其中有两章：一章是讲的语言是存有之道，这比较接近你的说法。

紧接着就讲行而宜之之谓义，这就是强调适宜性，以适宜的方式实现博爱就是义。但是，一定要给它一个限定，就是说，这仅仅是从政治哲学方面来讲的。

儒家的人文主义是强调天、地、人三才。怎么样最能够表达出人与人之间的关怀，表达出恰当的关心？我觉得它应该基于人和人之间的最根本的、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平等心。

黄玉顺：那倒不是，他那还是一种对象化的研究，就是西方哲学史。至于人格性的道德连结，看从哪个层次来说：在礼上来说，它是有所损益的。

现代新儒家，像牟先生、唐先生他们很清楚在面对什么。而人之参赞，绳绳继继，永不停歇，这就是所谓继之者善。如果你懂得用筷子的话，筷子的用法有更高的意义。林安梧：所以重点在这儿，而不能说：个体性坏透了，赶快退回去啊。

说到适宜性，这就涉及我刚才讲的历史哲学方面的问题了。其中最高的境界，我觉得还是对的，就是天德流行境。

但是在华人这里密切相关。表面上看起来是放在一块儿了，实际上还是各做各的。

当时的冲击，对我后来写《儒学与中国传统政治之哲学省察》是有影响的。怎么说都是人呢？就是：两人生活在一块儿，爱在一块儿，就可以生养下一代，就具有生产力，那么，这就是同类。